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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强国梦”:储安平的丰满理想与骨感现实
浏览: 发布日期:2018-01-02

谈及近代报业史,储安平的名字不会陌生。相较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即名扬天下的“四大报人”——成舍我、史量才、邵飘萍、张季鸾,生于清末民初的储安平,尽管早在学生时代就崭露头角,但他成名较晚,真正为报界所瞩目是其在1940年代创办《观察》杂志时期。

中共建政后,储安平任《光明日报》总编辑。“反右”期间,储安平成为“五大右派分子”,其家庭成员也多有牵连。文革时期,储安平受迫害以至失踪,给史学界留下了解不开的谜。由于储安平自身所留文字不多,加之时代原因,使得关于储安平的传记与研究相对较少,所涉内容也以供职《观察》杂志与《光明日报》时期的编辑工作与思想主旨为主。

晚近以来,海峡两岸各种文献资料相继解密、披露,为钩沉、还原储安平的未详人生提供了契机。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《储安平传》,是目前关于储安平的生平经历、情感波澜与思想变化等方面介绍与研究最为详尽的一本书。该书在充分汲取前人已有研究基础上,综合运用大陆与港台地区收藏的大量一手档案、报刊以及部分当事人的口述史料,完整地再现了储安平坎坷的一生。

作者韩戍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在读博士生,长期从事思想文化史研究。专业研究取向使得本书相较于一般性人物传记,在对一个亟变时代下个人思想变化的分析上更为深入。该书按照个人生平经历进行篇章布局,很好地兼顾了家庭生活与工作事业两条线索的交叉并置。然而为了评议之便,笔者还是将其二者分别开来进行讨论。

黯淡的家庭生活

储安平尽管生长于江苏宜兴的储家大宅,但如作者提及,自幼失怙一方面会使一个人的心灵过早成熟,生活提前自立,但另一方面也容易形成集高度自恋和极度自卑于一身的两极化性格。这种性格既成就了储安平羡煞旁人的报坛风光,又酝酿了储安平黯淡的婚姻经历和家庭生活苦果。

储安平一生经历了两次失败的婚姻。早年与端木露西的婚姻,始于1930年代初两者在光华大学读书时期的相互倾慕,终于两者在性格禀赋与婚姻理念上的差异。尽管储安平在学生时代就显露出忧郁、敏感的文学才华,但他刻意抑制性格中的软弱面向,并有意淡化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发展,而是积极介入对与时局的关怀和参与。

出生于苏州富贵之家的露西,尽管学生时代因受到新式教育而颇为摩登先锋,但自幼养成的西式娱乐休闲的生活习性,与储安平一路“孤苦”的童年经历格格不入。1930年代中后期,储安平因负责《中央日报》副刊编辑工作而在报业声名渐起,事业开始扶摇直上,更加激发了他少年时期便已十分强烈的事功欲。他将更多精力投入赴欧留学的规划,以及未来报业工作的设想中。

尽管此时他与露西二人都供职于报业,家庭生活也较为美满,但他仍旧毅然抛下家庭,奔赴欧洲留学。尽管露西在1937年1月底辞去在《中央日报》的职务,来到英国与储安平会合,但储安平并未给予露西太多的共处时间。抗战爆发后,储安平更是激情澎湃地立即回国,投入抗战的宣传工作中。为此,他不顾此时已有身孕的露西行动不便,再次离家出走,奔赴前线大展身手。

在储安平看来,家庭、妻子和子女对男子来说都是拖累,尤其是在国难期间。如果说在英国期间露西尚未流露出过多对储安平抱怨的话,此时,露西对储安平无视家庭生活的一面已经流露出明显不满。二人间原本维持平静的夫妻关系,终因储安平忙于鼓吹抗战的同时,孤身一人的露西受到之前供职的中央日报社社长程沧波的趁虚而入,产生了无法抹去的裂痕。

随着双方对事业、爱情以及生活的理念分歧日益加剧,两人终于协议离婚。尽管储安平一直将家庭视为男人事业的拖累,但结局是他的妻子对这段维系近十年的感情彻底放下,先行离开。集自卑与自负于一身的储安平,没有做任何挽留,但这一结局给他内心留下的伤口注定是无法愈合的。

此后,他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不分昼夜的办报工作中,多年未再婚,未尝没有用紧张的工作冲淡内心的苦涩之意。然而,在某个夜阑人静的工作之余,往昔场景是否会浮上心头,如鲠在喉?他可以纵横捭阖于字里行间,在公众舆论的舞台上畅论天下时局,世事变易。但当他背对观众、面对自己时,却无法用文字和语言冲刷内心深处的无尽失落。

少年夫妻老来伴。储安平的第二任妻子易吟先,原本只是一个“伴”。然而,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严酷氛围,加之储安平一贯的倔强与自负,使他的第二次婚姻也走向失败。不同的是,第一次婚姻失败的储安平正值事业的巅峰期,拥有足够的事业资本得以消弭婚姻的不如意,然而,第二次婚姻失败后的储安平,不仅个人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被彻底剥夺,妻子也不堪忍受种种歧视和压力,改嫁他人,同储安平彻底划清界限。此时的储安平,已步入人生暮年。面对一生事业付诸东流、妻离子散的现实处境,又当作何感想?

“强国梦”的事功心态

相较于以往对储安平“自由主义知识分子”的定位,本书更凸显储安平民族主义精神与气节的一面。作者详细地勾勒出储安平早年生活经历。

1925年五卅惨案后,上海著名的教会大学圣约翰大学部分中文师生愤然出走,成立了光华大学。时储安平正好从东南大学附中毕业,他来到上海,报考了光华大学附属中学并被录取,成为高中一年级学生。光华大学鲜明的民族主义办校理念,对储安平产生了影响,他开始憧憬一个独立、强大、自主、文明的现代的诞生。

此后,他不仅接触到激进的左翼文学,并身体力行,数次走上街头,参与青年学生的抗日请愿运动。1930年代中期,他赴欧洲留学时,正值第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柏林举行。储安平为纳粹政权时期奥运会场内外的秩序井然所叹服,认为“日耳曼精神”是使德国从弱转强的关键因素,极力呼吁国人仿效,主张由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建立自上而下、空前强大的政治与秩序。

尽管储安平从德国转赴英国后,开始对自由民主有了切身的体会,但在抗日战争爆发后,对一个主权完整、不受列强欺凌的现代国家的呼唤,再度抑制了储安平的自由主义主张。战后的满目疮痍、经济的凋敝、百姓的生活困苦,使他开始真正对主义感兴趣。新成立伊始,储安平满心欢喜,认为终于迎来了自己人生事业的春天。然而,随后对知识分子的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,让储安平猝不及防,理想很丰满,现实很骨感。

在笔者看来,贯穿储安平一生的民族主义观念,是与他在童年时期的心理分不开的。作者已经明显注意到,储安平在少年时代便具有强烈的事功心态,不断通过各种方式锻炼自己,争取出人头地。一个有着强烈事功心态的人,生活在始终笼罩着民族危亡阴影的时代里,往往会关注国家、主权、政治秩序等公共话题,并推崇一个现实中具有空前权力和威望的统治者,以此为个人事业奋斗的终极目标。

具备这种心态和性格的人,往往具有超强的吃苦能力和充沛的工作热情,但也容易形成不易妥协、刚愎自用、独裁专断的作风。此后储安平虽辗转多个工作岗位,先后执掌过几个不同刊物,但每份工作他几乎都是事必躬亲,独掌大权。他对于文人做派、文坛各种不正之风也毫不留情地严厉批判。

在一个集体主义“大我”盛行的时代,储安平没有私心杂念,一心为公。然而,他的性格不仅使他与周围同事落落难合,不易共处,更为他带来日后各种暗礁磨难。他性格中的固执与自负一面,使他将所有遇到的挫折归咎于对方,不但看不到自身的问题,反而抱着一种“众人皆醉我独醒”的悲壮心态,自视为时代的救世主以及知识分子的领袖。

他一方面取得了常人难以匹及的事功,但另一方面又处处为人所不容。储安平在少年时期受过左翼文学的浸染,但他日后与左翼文学彻底决裂。尽管他在光华时期受到自由主义启蒙,但他与新月派的徐志摩、胡适等人的关系也并不融洽。无论在《中央日报》与《客观》杂志任职时期,还是新成立后负责《光明日报》的编辑工作,储安平都因各种原因无法见容于周围同事与领导。

他所依凭的人脉资源,除了吴稚晖这样的贵人外,更多是光华时期的师友,以及少数与他办刊理念相仿的人。随着年龄的日益增长,储安平性格中的固执一面更加突出。他用愈来愈超负荷的工作,抑制内心的孤独与愤懑。他用燃烧生命所收获的事功在成就他的同时,也在一步步把他推向生命的深渊。

是否“识时务”?

读罢此书,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跃然脑中,储安平是否“识时务”?作为一个曾经以政治学为业,日后从事政治类报刊的撰稿与编辑工作,并且在国民党政权与共产党政权时期均有过政府部门工作经历的人,理当对风云变幻的政治有较常人更为深刻的理解,也当懂得如何在政治高压下适当保护自己。为何会有那篇石破天惊的“党天下”言论?

事实上,储安平并非不了解共产党的政治理念。作者已提及,储安平在《客观》时期就预测到,未来恐难获得充分的意志自由。储安平并非被刻意整顿的对象,在建国初期的政治运动中,储安平也多次幸运躲过,并未引起太大波澜。

在笔者看来,导致储安平一步步走到彻底不被容忍地步的原因,除了前已提及的他个人性格中的自负与固执一面外,还在于1949年前的报业经历,使储安平过于相信公众舆论的力量和作用。尽管储安平明知空间日益收紧,但一个报人的思维定式,使他屡屡以言论挑战当时的底线,终为自己带来无妄之灾。

读罢此书还有个小疑问。从学生时代便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感的储安平,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留学梦?作者似乎未能给予足够的交代和解释。作为英美国家在举办的贵族学校,燕京大学可视作西方文明在的产物。然而,作者已提及储安平在学生时代,对燕大的精神方面评价有限。尽管燕大有优渥的物质条件,但那里的精神氛围令他感到不适,最终仍然回到南方。那么,究竟是什么吸引储安平一定要走出国门“睁眼看世界”?在作者看来,他未必真正知道自己留学归国后做什么,但是他要去。如此解释似过于简单,而使读者认为储安平的留学具有一定盲目性。

尽管本书在资料文献方面相较于以往储安平的研究论述丰富很多,但个别论述之处仍有单薄之感。试举一例。作者在第十章“舆论建国”中,论及战后《观察》杂志的巨大发行量以及取得的影响时,所征引之材料均来自《观察》杂志本身,未免有些单一,缺乏足够说服力。

民国时期各级政府职能部门,均负有掌握对下属部门工作动态与情况之责。在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的档案文献中,往往有大量下属对口部门报送的工作总结与调查报告。而此类工作报告往往由政府人员撰写,虽难以做到绝对客观公正,但至少比某个被调查单位的自我汇报要接近事实。报刊杂志属重要的舆论工具,牵涉到民心向背之体察,政府岂有不重视之理?倘或能够在国民政府宣传部门的档案文献中,找到关于《观察》杂志发行与影响情况的报告内容,或提供同行杂志发表的文字材料,当更有说服力。

纵观储安平一生,似乎也呈现出某种游移不定的特点。他的一生辗转变易多个工作单位,先后执掌过多个报刊杂志的编辑工作。然而,储安平的每一个工作,似乎都是雄心勃勃地起始,在遭遇到某种困难与阻力后便一走了之,另辟阵地。如此不断变换战场的职业生涯,也使储安平未能持之以恒地办好一份杂志。

他在《中央日报》工作时期获得业内名声。但《中央日报》有国民党官方背景,运作自有一套机制。抗战时期他在重庆陪都创办《客观》,后因结怨聂绀弩而离开,另办《观察》杂志。尽管储安平因《观察》而名声大躁,但终因经济危机与激进的抨击立场而难逃倒闭之运。建国后,储安平更是在换过多个工作后才入主《光明日报》。尽管他颇有一番雄心,想借助这个报纸重现《观察》时期的辉煌,但显然不再有这个机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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